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诉求与发展

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转换源于治理变革的实践推动。为了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诉求,公共管理者必须以服务价值为引导进行角色转换,不断增强服务的角色意识,实现公共管理者的自我发展。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

在研究同盟分化的议程中,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化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不同类型“楔子战略”背后差异化的因果机制及其传导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从属侧施压”是“进攻性楔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利用危机向特定类型敌对联盟中的次要盟友进行安全施压,进而促成敌对联盟内部关系紧张直至瓦解的一种同盟分化手段。通过对“从属侧施压”这一微观同盟理论各要素间共变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国间“现有权势对比”“权力变动趋势”和“权力盈亏态势判定”是决定“从属侧施压”战略实施效果的三个核心变量。同盟主导国在“实力较强”且“趋势焦虑”情势下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最强,反之则最弱。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优”和“实力较弱且趋势焦虑”两种不确定情况,借助于“前景理论”对同盟主导国“权力盈亏态势”进行辅助判别,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有“进攻性楔子战略”具体实施条件、时机把握与策略选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战略实施方避免因条件与时机误判而促成事与愿违的敌对同盟强化。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钢丝表面线性痕迹的形成及检验

本文简要探讨了钢丝表面线性痕迹的形成机理、特定性、出现率以及相关痕迹的综合利用等问题.用案例说明钢丝表面线性痕迹检验鉴定的可行性和利用价值.     

中冲点刺放血结合西药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临床观察

目的 探讨中冲穴点刺放血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86例疱疹性咽峡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3例，对照组予利巴韦林雾化吸入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口服，合并细菌感染者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以抗感染；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中冲穴点刺放血，所有患儿高热时均予对症处理。结果 观察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缩短退热时间、疱疹消退时间和咽痛消退时间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中冲穴点刺放血结合西药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的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可缩短退热时间、疱疹消失时间，改善咽痛、烦躁等症状。     

战败之后：是复仇对抗还是追随结盟？

区域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的行为通常可以被抽象归并为四种类型：积极复仇、僵持对抗、平静隐退和追随结盟。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认为，这种差异性选择取决于和平条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宽宥程度。但本项研究发现，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与和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宽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的叠加效应才是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激励因素。结构性要素体现为战败国自认为双方是否仍处于同一力量等级，情势性要素则体现为战败国周边是否还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在逻辑同一性框架下，上述两大变量不同组合的叠加效应，构成了战败国选择偏好呈现多元差异性的根源。从战胜国角度讲，厘清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规避与前战败国陷入周期性对抗与复仇泥沼、促成前战败国走向善意中立或追随和预判特定地区主导权战争后的大国关系走向均能提供有益的启示。